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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

內容簡介

　　貧富不均漸趨惡化已是當前極受熱議的問題。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儘管眾說紛紜，但各種議論的資料根據似乎略嫌不足。



　　皮凱提從稅收與遺產紀錄著手，蒐集整理橫跨二十幾個國家、長達二百多年的數據資料，藉此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財富分配動態，從中提出一個系統而全面的解釋。



　　這個源自龐大實證資料的見解，其核心概念相當簡單：從歷史證據來看，資本報酬率通常大於整體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有錢人財富增生累積的速度快過一般人工作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富者將愈來愈富，占掉社會大部分的所得與財富份額。



　　過去的主流意見認為，貧富差距拉大只是經濟發展的初期現象，到了成熟階段，分配不均的情況會逐漸減低。然而皮凱提指出，上述說法只是剛好看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中期的發展所導致的誤會。資本主義經濟在那一段時間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情況，主因在於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摧毀了許多原本的財富積累，以及當時的高累進稅政策。



　　皮凱提認為，各國政府應積極改革稅制，減低財富過度集中的趨勢，否則將危害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我們也很可能回到十九世紀那種貧富極度不均的景況。



　　本書出版後造成十分罕見的討論熱潮，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迴響，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亦撰文解析讚許，推崇「此書將改變我們思索社會與研究經濟學的方式」。

得獎記錄

　　《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爾街日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盛頓郵報》暢銷榜第一名

　　《波士頓環球報》暢銷榜第一名

　　《洛杉磯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舊金山紀事報》暢銷榜第一名

　　亞馬遜書店暢銷榜第一名

　　美國國家廣播網暢銷榜第一名

　　榮獲英國國家學術院2014年獎章

名人推薦

　　今年甚或往後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克魯曼 Paul Krugma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一部切合時局的重要作品。──史迪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個舊主題提出新穎而有力的貢獻。──索洛Robert M. Solow，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將會影響往後的經濟分析（或許也包括政策制定）。──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前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



　　光是確立這項事實的貢獻就值得一座諾貝爾獎。──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



　　對資本主義內在動力的權威性論著。──羅德里克Dani Rodrik，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巴黎經濟學院（PS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教授。二十二歲便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一九九五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經常替《解放報》撰寫專欄，偶爾替《世界報》撰寫社論。對經濟發展以及所得與財富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重要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針對高所得族群占國民所得份額的長期演變，他也是文獻累積的主要推手，如今都收在「全球高所得資料庫」（WTID）。二○○二年獲得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二○一三年獲得葉留揚森獎（Yrjo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十五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譯者簡介



詹文碩



　　法國電訊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巴黎經濟戰爭學院畢業。現任文饗文創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淡江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央廣法文部節目主持人。



陳以禮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法國里昂二大經濟史碩士班畢業，曾任電子時報研究中心、中經院國際經濟所研究員，現為德拉邦文化工作室成員，譯有《聽彼得杜拉克的課》《我們為什麼老犯錯》《數學之書》《華爾街的物理學》等。

目錄

引論



第一部 所得與資本

1 所得與產出

2 經濟成長：現實與假象



第二部 資本所得比的動力

3 資本的演變

4 從歐洲到美洲新大陸

5 資本所得比的長期發展

6 二十一世紀勞動與資本的分野



第三部 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因素

7 分配不均與集中化發展：初步的基本概念

8 殊途同歸的兩種世界

9 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

10 資本所有權的分配不均

11 個人才能與財產繼承的長期趨勢

12 二十一世紀全球財富分配不均概述



第四部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規範

13 新世代的福利國家

14 重新檢視累進所得稅

15 開徵全球資本稅

16 公債的利弊得失



結論



注釋

章節細目

圖表目錄

內容連載

引論（節錄）



財富分配是當今最能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爭辯的議題之一。然而，關於財富分配的長期演變，我們究竟知道多少？是否真如十九世紀馬克思所深信，私有資本累積的慣性必然導致財富與權力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還是如同二十世紀顧志耐（SimonKuznets）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自由競爭與科技進步等平衡力量，將會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減低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較為平和穩定？十八世紀以來財富與所得分配究竟如何演變？身處二十一世紀，我們又能從中獲取什麼教訓？



以上是我在本書嘗試回答的問題。僅此聲明：書中提出的看法並非完善。然而，相較於先前的相關研究，這些看法依據的是更為廣泛的歷史和比較數據，數據範圍涵蓋三個世紀、遍及二十幾個國家，同時亦立足於翻新的理論架構，對於各種趨勢及現象背後的運作機制能有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的經濟成長以及知識的廣為傳播，的確使得人類免於遭受馬克思所預言的末世景象，然則，資本及分配不均的深層結構卻未曾改變，即便有也未曾達到二次大戰之後幾十年內人們所樂觀想像的程度。一旦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如同十九世紀那樣，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產生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人為分配不均，從而徹底瓦解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這正是二十一世紀極有可能重現的情況。所幸還有一些方法可以讓民主與公眾利益重拾對資本主義及個體利益的控管，同時又能避免重蹈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覆轍。本書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就這個方面提出建議，本書的主要架構即是勾勒這些歷史經驗。



缺乏資料根據的辯論？



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論辯與政治論辯，往往充斥各種成見而缺乏事實根據。



誠然，每個人基於經驗而形成的關於所得與財富的直覺知識，儘管缺乏任何理論架構和可靠的統計數據，其重要性仍不可低估。比如在電影和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和富裕程度的詳細資訊，尤其是當時種種不平等的深層結構、這樣的情況如何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其對個人生命有什麼樣的影響。珍．奧斯丁（JaneAusten）與巴爾札克（Balzac）的小說，對於一七九○至一八三○年間英、法兩國的財富分配狀態有非常精采的描述。兩位小說家對於所處時代的財富高低位階有切身的瞭解。他們精準掌握其中的無形界限，更明白此種限制對這些男男女女的人生、他們的聯姻策略、他們的希望與苦痛產生的必然後果。這些小說家栩栩如生、牽動人心的文字，勾勒出財富不均的深遠影響，可謂勝過任何統計數字與學術分析。



事實上，財富分配的議題太過重要，不應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專利。每個人都對這個議題深感興趣，這是一件好事。財富不均的具體事實明顯可見，人人皆有切身感受，自然也由此產生明確但互相衝突的政治判斷。不論是農民還是權貴、勞工或者實業家、服務生亦或銀行家，每個人都從自己所在的觀察位置，看到關於自己與他人生活條件的重要事實，見到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與支配關係，從而形塑出自己心中公平與不公平的概念。也因此，財富分配這個議題將永遠具有此一主觀而心理的層面，難以避免帶有政治性與互相衝突的特質，無法藉由任何科學分析平緩。幸運的是，民主政治永遠不會被專家政治所取代。





儘管如此，財富分配的課題仍然值得，也應該有系統、有方法地研究。因為少了資料、方法和界定清楚的概念，大概任何說法都可以講得通。某些人認為分配不均一直在擴大，世界也愈來愈不公平；另一群人則認為分配不均會自然縮小，或者會自動達到和諧，尤其不應該採取任何作為以免破壞這種美好的平衡。每個陣營都憑藉對方智識上的怠惰來為自己的智識怠惰辯護，在這種完全各說各話的狀況下，有系統、有方法的（儘管不完全是科學的）研究取徑便有其存在價值。學術分析永遠無法終結各種不平等所引發的政治衝突，社會科學的研究目前是、以後也還會是試探性的、不盡完善的。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強求將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化為精確科學。然而，藉由耐心釐清事實與規律性，冷靜分析背後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機制，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為民主論辯提供更多資訊與知識，並聚焦在有意義的問題上。這樣的研究可以協助重新定義民主論辯中的詞彙用語，破除成見與謊言，不斷質疑與檢視各種立場。這也是我心目中知識分子有能力也應扮演的角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內，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公民，但又有幸享有較多時間可以做研究（甚至還可以領薪水，可以說得天獨厚）。



無可否認的是，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研究，往往是根據相對少量的可信事實和大量的純粹理論性推想。在往下深入介紹本書當中集結使用的資料來源之前，我想先就前人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一個快速的歷史概觀。





馬爾薩斯、楊格與法國大革命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法兩國誕生之時，財富分配的議題便已經是各種研究分析的核心。大家都意識到許多重大變革正在發生，尤其是前所未見的人口持續成長、剛剛啟動的工業革命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究竟這些改變將會為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至於歐洲政治生態，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人口論》（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一書的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來說，人口過剩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威脅。【1】他的資料來源不多，卻能善加利用。馬爾薩斯尤其受到英國農學家楊格（ArthurYoung）於一七八七及八八年，法國大革命前夕至法國旅行時所寫下的遊記所影響。楊格縱橫穿梭法國南北各地，從加萊（Calais）到庇里牛斯（Pyrenees），從不列塔尼（Bretagne）到法蘭琪康提（Franche-Comte），在遊記中記錄了法國農村的貧困景象。



這份精采的敘述並非完全不可信，反而還相當確實。當時法國人口遠較歐洲各國為多，是絕佳的觀察對象。一七○○年左右，法國人口已經超過二千萬，而英國才剛達到八百萬（單算英格蘭只有五百萬）。整個十八世紀，從路易十四末期到路易十六末期，法國人口穩定成長，一七八○年代已經接近三千萬人。各種跡象顯示，此一前所未見的人口劇變，確實導致一七八九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間，農民收入停滯不前而地租卻節節升高。儘管這絕非大革命爆發的唯一因素，但很顯然這樣的演變，只會使得當權者和貴族階級更加不受歡迎。



不過，這本一七九二年付梓的遊記也充斥著民族主義偏見和各種粗糙的比較。這位農學家對於路上投宿的旅館和餐廳女侍者的服裝很不滿意，筆下充滿不屑。他試圖從充滿瑣碎軼事的觀察當中，推導出普遍的結論。他特別擔心群眾的貧窮將引發政治動盪。楊格尤其確信唯有像英國那樣，將國會分成由貴族組成的上議院與平民組成的下議院，並讓上議院貴族享有否決權的政治制度，國家才能在一群負責任之人的領導下和諧發展。他確信法國於一七八九至九○年間決定將貴族和平民擺在同一個議院是沉淪的開始。可以說整本書因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懼怕而染上一層陰影。只要談到財富分配，政治議題從來不會離太遠，而要跳脫所屬時代的階級利益與偏見更是難上加難。



馬爾薩斯牧師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名著《人口論》中，提出比楊格更極端的看法。他和同胞楊格一樣對於法國的政治情勢感到非常憂心，認為要避免同樣情形在英國發生，必須立即停止針對窮人的任何救濟措施，並且嚴格控管貧民的出生率，否則全世界終將走向人口過剩、混亂與貧窮。事實上，若不正視一七九○年代歐洲精英普遍恐懼法國大革命的現象，簡直無法理解馬爾薩斯各種推測的過度悲觀色彩。



李嘉圖：稀少性原則



要當事後諸葛，取笑以上幾位末日預言家當然容易。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生的經濟與社會巨變，確實令人感到不安，甚至精神受創。事實上，當時多數觀察家都和馬爾薩斯與楊格一樣，對於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的長期演變，抱持相對悲觀甚至絕望的態度。李嘉圖（DavidRicardo）和馬克思尤其如此，他們兩位堪稱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兩者皆認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群體──對李嘉圖而言是地主，對馬克思來說是工業資本家──將無可避免地掌握愈來愈大份額的產出與所得。【2】



李嘉圖在一八一七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土地價格與土地租金的長期演變。如同馬爾薩斯一般，李嘉圖手上幾乎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他對當時的資本主義仍然擁有切身的知識。生於猶太金融家庭、祖上來自葡萄牙的他，感覺上比馬爾薩斯、楊格和亞當．斯密（AdamSmith）更能跳脫政治成見。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又將其論點推得更遠。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尤其感興趣：一旦人口及產出持續成長，那麼相較於其他商品，土地就會變得愈來愈稀少。依據供需法則，此時土地價格和付給地主的租金應會持續攀升。長此以往，地主的收入在國民所得當中占據的份額將會愈來愈高，而其餘人口的收入所占的份額則愈來愈低，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邏輯上與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針對土地租金收入課徵逐步加重的稅金。





我們將發現這項悲觀的預測並未成真：雖然土地租金的確在高檔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相較於其他形式的財富，農地的價格終究隨著農業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持續下降而逐步下滑。在一八一○年代著書立說的李嘉圖，或許沒能預見當時剛剛開展的新世紀當中，將會有多大幅度的科技進步與工業發展。他也和馬爾薩斯及楊格一樣，無法想像人類能夠完全擺脫食物與農業的羈絆。



雖然如此，李嘉圖關於土地價格的直覺看法，仍舊相當有價值：他的論點所依據的「稀少性原則」，可以導致某些商品的價格連續數十年維持在極高檔。這樣的現象已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扮演一項無可取代的角色，協調著數百萬人的行動，在嶄新的全球化經濟當中，甚至是數十億人的行動。問題在於，價格體系沒有任何限度，也不具備任何道德觀念。



要分析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財富分配，若是忽略「稀少性原則」的重要性不諦是一大謬誤。欲說明此點，只需將李嘉圖模型當中的農地價格，替換成世界各國的首都房地產價格，或者是石油的價格。不論用何者替換，若將一九七○至二○一○年間觀察到的趨勢，延伸到二○一○至二○五○或二○一○至二一○○之間，結果便會是國與國之間或者同一個國家之內，產生大規模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失衡，令人不免聯想到李嘉圖所描繪的社會崩解浩劫。



當然，照理說有項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平衡上述狀況，亦即供需原理。當某項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價格過高，該項商品的需求便會降低，使得供需間邁向平衡。舉例來說，若房地產和石油價格雙雙飆漲，民眾可以選擇住到鄉下，或者改騎腳踏車（也可以兩者併行）。但實際上，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僅複雜而不便，而且供需間的調整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十年，以至於一開始便擁有房地產和石油的富人，在供需調整過渡期間所累積的財富，已足以讓他們購買並長期持有所有可購買的標的物，其中當然包括鄉村地產和腳踏車。【3】一如過往，最糟的狀況不一定會發生。讀者也還不到需要擔憂二○五○年是否要繳交房租給卡達國王的地步：這個問題稍後會再探討，屆時我的答案會比較細緻，但令人心安的程度也相當有限。在此必須要瞭解的是，單靠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互動，仍有可能因為某些相對價格的極端化發展，而產生財富分配長期嚴重不均的狀況。這就是李嘉圖「稀少性原則」所傳達的最主要訊息。但我們仍能有所作為，不一定要聽天由命。



馬克思：資本無限累積原則



馬克思於一八六七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距離李嘉圖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時間正好半個世紀，兩人所面對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也已經有了深刻變化。馬克思關注的議題不再是農業能否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或者土地價格是否會一飛沖天，而是如何理解正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動態。



當時，最顯著的現象便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窮困。儘管經濟不斷成長，或者說正因為經濟不斷成長，以及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原因是人口持續增加與農業生產率提高），使得愈來愈多工人擠在都會貧民窟之中，過著工作時間冗長，薪資卻低廉的生活。一種新的都會貧窮開始出現，相較於舊制度時代（AncienRegime）的農村貧窮，它更為明顯、更令人震撼，某種程度上也更加嚴厲。《萌芽》（Germinal）、《孤雛淚》（OliverTwist）和《悲慘世界》（LesMiserables）等小說並非出自作家的想像。同樣地，法國於一八四一年立法禁止工廠聘雇八歲以下童工，英國一八四二年禁止十歲以下兒童成為礦工等法令，在在反映出當時的情況。不論是維樂美醫師（DrVillerme）於一八四○年出版的《工廠工人身心狀態紀實》（Tableaudel’etatphysiqueetmoraldesouvriersemployesdanslesmanufactures，導致一八四一年的法案通過），或是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於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所描繪的都是同樣令人反胃的現實。【4】





事實上，所有能夠運用的歷史資料皆指出，薪資購買力的有效提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甚至是最後三分之一才出現。從一八○○至一八一○年到一八五○至一八六○年間，工人的薪水不但非常低而且幾無成長，停留在十八世紀或是更早期的水準，有的甚至更低。十九世紀前葉英、法兩國薪資停滯不前的現象，恰與同時期經濟成長的逐步加速形成強烈對比。從目前能使用的不完善資料來估算，這段期間兩個國家的資本所得──包含工業利潤、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等收入──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份額也大幅攀升。【5】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工資往上追回了部分先前延遲的成長，資本所得的份額才稍微下降。然而我們蒐集到的資料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財富不均的狀況，並未有任何結構性的縮減。在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間，頂多可以說是穩定維持在財富極度不均的狀況，就某些層面來說，我們甚至看到永無止盡的分配不均漩渦已經形成，使得財富愈來愈集中。若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帶來空前規模的經濟與政治衝擊，很難說當時原本的趨勢會發展到什麼境地。透過歷史分析和現在的後見之明看來，上述衝擊甚至可以說是工業革命以來，唯一曾有效縮小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



即便當時沒有任何可靠的國家統計數據，但每個人都能清楚感受到，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間大幅成長的工業利潤與資本，與一成不變的勞動所得間落差是多麼大。最初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他們質疑的核心問題相當簡單：假如經過了半世紀的工業成長，大眾的生活條件仍然如此不堪，而我們能做的只有禁止八歲以下兒童至工廠上班，那麼工業發展的用處何在？所有這些技術創新、勞力投入、人口遷徙又是為了什麼？現存政治經濟體系的失敗看來十分明顯。接下來的問題同樣重要：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的長期發展將會如何？



這正是馬克思想解答的。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爆發「人民之春」的一系列武裝革命前夕，馬克思出版了簡短有力的《共產黨宣言》，它著名的開頭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6】同樣著名的第一章結尾則預言了革命：「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接下來的二十幾年，馬克思致力於書寫一部龐大著作，要為這個結論提供證明，並針對資本主義及其崩潰提出科學的分析。這項巨大工程並未完成：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確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然而他於一八八三年過世的時候卻仍未完成後面兩卷。馬克思死後，他的好友恩格斯才將他時而晦澀不明的手稿片段整理出版。



如同李嘉圖所為，馬克思試圖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邏輯矛盾。他一方面將自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切開（他們認為市場是能自我調節的系統，可以自己找到平衡點而不會產生嚴重的分歧失衡，正如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和賽伊（Jean-BaptisteSay）的「市場定律」），一方面也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與普魯東主義者區隔，因為他認為這兩派人只以批評勞工貧窮的現實為滿足，而不思以真正科學的方法剖析造成貧窮的經濟機制。【7】簡而言之，馬克思以李嘉圖的模型為基礎，根據他的「資本價格」和「稀少性原則」針對資本的動態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其中，資本主要是工業資本（機具、設備等），而非土地資本，故而有無限累積的可能。事實上，馬克思的主要結論可稱為「資本無限累積原則」，亦即資本注定無限制累積和集中的趨勢。由此，馬克思推測資本主義最後將會崩解：不是資本報酬率愈來愈低（造成累積的動能消失，資本家開始互相廝殺），就是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份額不斷上升（迫使勞工階級或快或慢團結起來反抗）。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似乎資本主義都無法取得社會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平衡。



此一黯淡命運和李嘉圖的悲觀預言一樣沒有實現。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工資終於有了成長：雖然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分配不均的情形實際上仍相當嚴重，甚至在某些層面有惡化的趨勢，但購買力的普遍上升，卻使得情勢產生劇變。共產革命確實發生了，卻是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工業革命剛起步的俄羅斯。歐洲工業最發達的一些國家則嘗試了其他的道路，社會民主的路，對其國民來說相當幸運。就跟前面提到的幾位一樣，馬克思也完全忽略了技術持續創新以及生產力不斷提升的可能性，而這兩者正是某種程度上可以平衡私人資本無止盡累積和集中的因素。或許當時的統計數據不足以讓馬克思的分析更細膩。他也可能受制於一八四八年就定下的結論，即便他當時還沒有進行足以支撐這些結論的研究。顯然，馬克思是在強烈政治熱忱的驅使之下寫作，使得他難免做出一些草率的推論，這也是為什麼理論論述絕對必須要和歷史資料做連接，而馬克思在這方面並未窮盡他的努力。【8】此外，馬克思也從未探討在資本私有權被完全廢除的社會之中，應當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那些廢除私有制的國家所進行的悲慘極權試驗，適可證明這是多麼複雜的議題。



儘管有其不足，馬克思的研究分析仍在若干要點上有其參考價值。首先，馬克思從真正重要的問題出發（工業革命期間不可思議的財富集中程度），然後試著運用手中資源解答它：這樣的取徑，值得當代的經濟學家做為借鏡。更重要的是，馬克思闡述的「資本無限累積原則」具有一項非常關鍵的洞見，對於瞭解分析十九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同樣重要，在某方面也較李嘉圖的「稀少性原則」更令人擔憂。一旦人口及生產力的成長率相對低落，過去累積的財富的重要性便相對提高，甚至可能過高，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換句話說，微弱的經濟成長，只能稍微平衡資本的無限累積趨勢。由此所達到的平衡點，雖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極端，卻也令人相當不安：資本累積有其限度，到達頂點便會停止，然而這個資本量的頂點可能極高，而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我們稍後將看到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所有先進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私有資本巨幅成長（以國民所得的倍數來衡量），此一現象正符合了資本有限卻高度累積的邏輯。